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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概》清 刘熙载  

2018-06-14 10:55:3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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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熙载《艺概》

2018-06-04  李伯彧  转自 白沙三木

名书背景  

    刘熙载在上海龙门书院十四年(1867-1880年),写了许多著作,文艺理论著作《艺概》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全书共分6卷,分别是《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和《经义概》,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性的文艺理论著作。

  刘熙载(1813-1881年),字伯简,号融斋,江苏兴化人,出身于一个比较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道光十九年(1839年)中举,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官拜翰林院庶吉士,后改授编修。同治三年(1864年)补国子监司业、广东提学使,不久请假返回故乡,从此离开官场。晚年寓居上海,担任龙门书院主讲,长达14年之久。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学者的本色,闭门读书、写作。正像俞樾在《左春坊左中允刘君墓碑》所说的:“自六经、子、史外,凡天文、算术、字学、韵学及仙释家言,靡不通晓。而尤以躬行为重。”
  《艺概》是同治十二年(1873年)写成的,是刘熙载对自己历年来谈文论艺的札记所做的集中整理和修订。六卷中,《书概》和《经义概》分别谈论了书法艺术同诗与画的关系以及治经与八股文写作的关系,其他部分都是专门论述文艺创作的。他的写作目的也相当明确,就是“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目的。

 内容精要

  《艺概》的写作缺乏完整的体系。它采取的是以三言五语论述创作上的一个问题或评论一个作家、一种文学现象。他把自己的这部著作,以“概”名之,是因为“欲其详尽,详有极乎”?因此采取“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的办法,以期起到触类引申、举一反三的作用。综观《艺概》全书,的确也基本上做到了这点。尤其在论文、诗、词、赋诸部分中,对作家作品的评定,对文学形式的流变,对艺术特点的阐发等,时有卓见确论。《艺概》的写法是传统的诗话的写法,用短短几句话,评论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概括其艺术特点。但是比起传统诗话的多部著作来,《艺概》有两个特色:一、它评论作家、作品,主要着眼于艺术作为审美创造的特点和规律,理论性比较强,不像传统诗话、词话那样,用大量篇幅记载传闻逸事或搞史料考证。所以它更带有美学的性质。二、它不像传统诗话、词话那样,只涉及文学的一个门类,而是涉及诗、文、词、曲、书法等艺术的各个广泛门类,这在过去也不多见。
  《艺概》最突出的特点,是对艺术创作中一系列辩证关系的探讨,对于这些关系的探讨比起前人来更自觉、深刻和全面。他从解剖各种艺术的具体实践出发,概括出100多个对立统一的美学范畴,意在运用两物相对峙的矛盾法则来揭示艺术美的构成和创作规律。可以说,矛盾法是贯穿《艺概》全书的中心思想,也是刘熙载论艺及其审美方法论的核心。他所排列出的一百多个对应范畴,构成了艺术辩证法的一个独特的审美体系,这既是《艺概》的一大特点,也是刘熙载在总结古代艺术辩证法方面的一大贡献。这个审美体系的基本内容,可以从七个方面加以概括:主观与客观统一的本质论、真实与虚幻统一的真实论、“一”与“不一”统一的意象论、似花还似非花统一的意境论、阳刚与阴柔统一的风格论、用古与变古统一的发展论、人品与诗品统一的鉴赏论。
  刘熙载是一个重视躬行实践、力求独善其身的儒者。他论诗话文评曲品词,十分强调作家思想感情以及为人处世的“人品”在创作实践中的作用和影响,提出了“诗品出于人品”的著名论断。这也是他文艺品评的重要原则和文学评论的核心。
  知人论世,是我国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所以就有“读其文想见其人”的评论。刘熙载的“诗品出于人品”,就是认为诗品是人品的一种反映,是诗中的人品。前者具体指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平的高低,后者指作家的道德品质。从这个观点出发,在《艺概》中,对品格高尚的作家的作品,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推崇;对于品格不高者,则常有微词。他称屈原的《离骚》, “一往皆特立独行之意” (《赋概》)。这就是说,屈原的《离骚》正是他高洁人格的表现。他说柳宗元的散文是“民心瘼,故所治能有惠政。读《捕蛇者说》、《送薛存义序》,颇可得其精神郁结处”(《文概》)。柳宗元关心人民疾苦,立志改革,才使他能够写出那么好的文章,既直接尖锐地对现实加以揭露,又能抒发他思想上积郁的对现实的不满。他认为词也是词品出于人品,说:“论词莫先于品”(《词曲概》)人品体现在作者的文品中,就连书法也不例外。他说:“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书概》)还说:“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书概》)这就强调了人的才学、思想、性情,是书法中最重要的。
  基于上述思想观点,刘熙载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认识,往往相当深刻、明确,进而评点其价值意义。他能够透过一些作品扑朔迷离的表面现象,发掘出作家作品深层的思想内涵,揭示作品的真实内容和艺术价值。在评论李白、杜甫的异同时,他明确指出: “太白与少陵同一‘志在经世’,而太白诗中,多出世语,有为言之也。屈子《远游》曰:‘悲时俗之迫厄兮, 愿轻举而远游。’ 使疑太白诚欲出世,亦将疑屈子诚欲轻举耶!”(《诗概》)这就清楚地指出李白的“志在经世”,李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他的一些描写神仙境界的游仙诗,表面上看来浪漫、超脱,可仍然是一种“有为言之”的创作。为了把问题说得更为确切,刘熙载还以屈原的《远游》为类比,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论杜诗,认为杜甫“志在经世”,又善于抒发真实情感,这样的人,如果能够得到明主的器重,为世所用,一定能够“济物”救世。他说:“颂其诗,贵知其人,先儒谓杜子美情多,得志必能济物,可为看诗之法。”(《诗概》)宋代关于苏轼、辛弃疾的诗词,他十分推崇,《词曲概》里面说:“苏、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词潇洒卓茕。”又说:“英雄出语多本色,辛弃疾词,于是可尚。”他对那些具有高尚情操和崇高品质,又有伟大的抱负和爱国心的作家,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相反,对那些在创作上虽然也有很高造诣,但是人品上欠缺,或内容空泛的作家作品,却表示出明显不满,甚至加以否定。他尖锐地指出那些描写歌姬、舞女的词作,“类不出绮怨”。(《词曲概》)说北宋大家周邦彦与妓女谈情说爱的词,不过是其淫情荡旨的宣泄, “当不得一个‘贞’字”。这在晚清浙江词派与常州词派大都推崇温庭筠、冯延巳、柳永和周邦彦的情况下,无疑是一副清凉剂。
  刘熙载对于艺术创造中“天”、“人”的关系,即自然和人工的关系,有很好的论述。他提出了一个“天”、一个“人”。“天”即自然———人工———自然的三段式,这是一个艺术创造的三段式。他说:“书当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谓书肇于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复天也。”(《书概》)所谓“肇于自然”,就是说,艺术家创造的审美意象,应该回到自然,不露人工的痕迹。所以叫“由人复天”。他还说:“《左氏》森严,文瞻而义明,人之尽也。《檀弓》浑化,语疏而情密,天之全也。” (《文概》) “古乐府中至语,本只是常语。一经道出,便成独得。词得此意,则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人籁悉归天籁矣。” (《词曲概》)《檀弓》的浑化、古乐府的“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人籁悉归于天籁”,就是“造乎自然”,也就是“由人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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