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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打开训诂学研究的广阔空间 -----《南怀仁〈教要序论〉训诂学研究序》  

2017-03-30 13:37:49|  分类: 诗词曲格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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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玉梅《南怀仁〈教要序论〉训诂学研究》,2016年10月上海古籍出版社

训诂学是小学一门,兴隆于汉。历代训诂学家或“注我”、或“我注”,或“破”或“不破”,都以经为主,兼及子史,以注或注上再注为宗。清代以前的漫长时间,没有训诂基础,难成学问大家。至清,举凡士子,不训诂,无以言。

清末民初,章太炎引领小学实现了语言文字学转向;中叶,一些学者把训诂学归入语文学而不是语言学,提出建立“新训诂学”。建国后,训诂学和其他涉古学问受到严峻挑战;新时期,有关训诂学的理论、主张、实践异采纷呈,但无论是狭义的训诂学或广义的训诂学,理论的训诂学或实践的训诂学,新训诂学或传统训诂学,始终未能打破为中国传统文献服务的樊篱。因此,学界提出了改造训诂学,变训诂学转为语言学一个部门的任务。但也有学者认为,改造训诂学,会消解训诂学;不改造,训诂学同样会式微。训诂学既要守正,又要创新,颇有戴着镣铐跳舞的意蕴,尤其在古籍数字化大潮到来之际,乃至有“颓势”“死刑”之说。虽然语言尖锐,但总的趋势,即训诂学学科本身的消解步伐并没有停止,这是事实。回顾近年的训诂学理论著述,或以为训诂学应转变为词汇语义学;或以为应以训诂学为基础,建立注释学,甚至将训诂学更名为中国注释学;更有主张转型成文献词义考据学者。

至于训诂学未来走向,不少学者做过预测,悲观者多。近读张玉梅博士《南怀仁〈教要序论〉训诂学研究》,利用训诂学相关理论,全面、系统分析了清初来华传教士南怀仁的作品之一《教要序论》,令人眼睛一亮。前此学界以训诂学观照域外汉籍,多从训诂实践的角度切入。无论欧美日韩越梵诸汉典,或介绍,或考释,或整理,全面性、系统性差强人意。这部书则让人觉得一个新的训诂学研究空間已被打开,但其意义似又不局限于训诂学本身,对中国训诂学的学科理论建设及研究领域的拓展可能带来巨大的张力。

一、开拓比较训诂学的学术视野

世纪之交,尽管训诂学在新理论、新领域、新材料、新观点、新手段方面有所突破,如语源的探讨,典制的剖析,俗字的研究,语义的介入,文化的影响,但这些方法多在贾、马、服、郑时期就广泛使用。新学问缘于新材料,近年佛教语言研究和简帛文献研究成为显学,出土文献、敦煌文献等材料,则让训诂学有了可资利用的重器,将其运用于文献语言考据的成果数量不小、质量精良,但在学术思想、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上却是清人研究的延续,没有从总体上改变训诂学本身以中国传统文献为宗的发展格局。

比较训诂学的滥觞。张玉梅博士在她的书中,开宗明义,就从传统训诂学与西方的诠释学的相同点切入。作者指出,二者的内涵相似,学科定位相似,发展阶段和内容相似。中国古代,以训诂学为核心的小学把经学典籍的解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在用传、笺、疏、集解、正义释读古代文献词义的同时,也分析古代书籍中的章旨、义理、辞章、语法、逻辑、修辞现象。它往往根据文字的形体与声音,讨源溯流,以求文献的正确理解。为了诠释、考证以《圣经》为代表的古代文献,欧洲也同样早就出现了“诠释学”(又称“释义学”),其作用相当于中国的“训诂学”。研究《圣经》时,又被称为“释经学”,并一度成为诠释学的主流。西方中世纪出现教派冲突,对文本的真伪、教义的理解产生分歧;中国早在西汉也产生过今、古文之争,有石渠、白虎之辩。前人多认为,汉学重训诂,守汉唐旧注,所谓“疏不破注”,而宋学重义理,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朱熹等认为天地万物与我同体,要打通“外王”与“内圣”之门,主张“致知”在“格物”。当然,我们也应该知道,汉学不尽讲训诂,也重视义理;同理,宋学也不是完全不讲训诂,只讲义理,其中如朱熹的训诂学,成就还相当显著。最后,我们还要了解,无论训诂学还是释经学,他们的目的都不在古,其意在当下。

相似性是比较研究的前提。作者在第二章特别指出,从发展历史上看,诠释学与训诂学18世纪前的发展道路有相似之处。西方的诠释学与中国的训诂学均以对经书的理解与解释为起点,之后又扩展到对一般文献的理解与解释,并形成与自己的语言理解与解释相适应的各种规则。西方的解释学自亚里士多德始就从大量的文字、声韵考订实践中提炼了许多语言学规则,甚至文艺复兴时代,人们还使用这些规则并通过语言学家和注释家去理解古代文本。从定义看,无论是西方的解释学或是中国的训诂学都以解释文本意义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诠释学认为,文本解释是文义理解的桥梁,语言是人类存在的中介,人类世界全部经验具有语言性,语言是诠释学问题的起源与归宿。中国的训诂学也是以文献语言为突破口来切入文献意义解释的,历来的训诂学都是以古文献的语言问题作为研究对象。

从功能、释义模式上看,《教要序论》解说《圣经》的方式与我国训诂学解释古代文献很类似。而且,在当下国家大力推进“走出去”战略的时候,传统训诂学如何打开自己学术视野,把“张有之学”变成经世致用之学,这部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作者从语言入手,着眼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重在异质文化的入乡问俗。它从训诂学的角度,总结《教要序论》的释词、释句、训诂学方法,发凡起例,释难解惑。

术语体系的归纳。一个学科的成熟,总是以一套完整的学术话语体系和一批表达方式科学、表意明确的学术术语来构成的。作者第五章特别总结了《教要序论》的训诂学术语运用,说明了当南怀仁用西方人的思想、文化影响康熙皇帝时,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训诂学,以及训诂学中承载的典籍文化、思想文化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南怀仁。

这样,阐释二者之同,分辨二者之异,从学理上探讨同、异的原因,又从历史的发展阶段上加以比较,“比较训诂学”这个词语几乎跃然而出。我们之所以用这个术语来定位《明清之际语言文化的交融》这部书,正如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同理,比较训诂学也不是训诂学的比较,不仅仅是1+1的平行比较,也是影响比较,更是文化的比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称这部书是比较训诂学的开创性作品,不为过誉。

 

 二、扩大了训诂学的研究领域

 

无论是汉之贾、马、服、郑,唐之陆、孔、啖、赵,宋代程、朱、陆、王,近代段、戴、二王,还是现代的章、黄,他们训诂学的对象与范围都是用汉语汉文写成的中国古代经典。仅从对象看,即使是今天,我国大多学者的研究旨趣也还没有脱其窠臼。

域外汉籍研究近年已然有成为显学兆头。有学者将其分三类,其中便包括历史上域外文人用汉字书写的典籍。[1]文献学、历史学、文学、哲学已先行一步,训诂学界亦应把眼光置于域外典籍在整个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来思考。张玉梅博士把西方人创作的《教要序论》纳入训诂学的研究领域,使得研究范围有所扩大。可见,训诂学虽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分支学科,但其适用范围却不囿于传统的中国古典文献,若能将应用范围扩大到域外汉籍,对丰富我国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内涵和语言学学科理论体系将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中国训诂学在历史上的研究边界是不断扩大的,他的最大特色是在内容、对象和方法方面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时间绵延的线条上,训诂学家从以经为主,到经史并重乃至更大范围内的传统文化典籍进行了清理和爬梳。由于时代和眼界的局限,我们没能看到历代的训诂学者把自己的目光投射到域外典籍的系统研究中。

新材料的发现和使用,势必引起学术观点的惊人变化和研究手段的重大改良,如果讲学术前沿,挖掘新材料历来就是。前人治学,讲求“读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在纸本时代,这无疑是正确的。器物时代,“书”理应包括甲骨、金文、石刻、简帛、印泥、瓦当等各类形态。眼下训诂学又遇上了典籍电子化时代。应该说,传统训诂典籍与电子传播时代的文本异曲同工,在这个时代,训诂学应该有更大的用武之地[2]。电子文本的一大特点是在同一个界面可以展开多个文本,每个文本又可以实现“超文本链接”。1967年,法国克里斯蒂娃《封闭的文本》提出超文本是“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其他文本的表述”。[3]训诂对古代文本进行注释、解说,体例有传、说、记、解、注、笺、章句、集解、义疏、正义等,在印刷格式上,多正文、注文混排,以词义、读音、说理、史实、山川、人物等入注,阐发经义。原文则不断被注文随意穿插、分割,形成孤立的片段,与注文纠集缠绕,从而丧失其作为连贯文本的线性特征。训诂学采取随文注释的体式,最大限度地突破了传统印刷书籍的空间结构对阅读和行文的限制,在二维平面上达到了三维空间的超文本效果[4]。超文本文件还可以在线条式文本的任何一处,指向文本、图像、声音、动画等任何形式的文件。随着训诂学对象的扩大,古籍电子文本时代,训诂学将会有更大的用武之地。从传统的纸本到出土文献,再从出土文献到电子文献,文献形态不同,但训诂学家所做工作目的和意义应该没有不同。网络文献语言需要训诂学家,在将来某一天必定成为现实。古代的训诂学不同的现代的训诂学,今后的训诂学较之现代的训诂学更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随着传播手段的演进,“文献”含义的变迁,训诂手段也要相应地发展,这没有疑问因此,这部书稿在训诂学理论的建树上具备重要的创新意义。

  三、探讨中国训诂学的学科归属

作者用诠释学和中国的训诂学进行比较,就不能不提到“语音中心主义”(又称语音中心论)。语音中心主义是西方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核心问题,基督教《圣经》中广为人知的“太初有言”(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就是其典型表现。“语音中心论”代表是逻各斯(λ?γο?)中心主义,主张二元对立,并且二元对立的双方总有一方占优势地位;人们表达思想是分等级的:语言表达思想,是在场的;文字记录语言,是不在场的,在场优于不在场。语言学界的代表人物是索绪尔,他认为文字和语音,语音优先;文字附属于口语、口语优于文字,文字是符号的符号。汉字和拼音文字,拼音文字优先。有学者提出训诂学不是或主要不属于语言学而是语文学,甚至提出取消汉字,采用拼音文字的主张了,追根溯源,抑或是缘于西方“语音中心论”的影响。但也就是在西方,德里达对逻各斯的理论进行了解构,认为语言和文字符号并无差别,只是接受外部刺激的方式不同,一为听觉,一为视觉。言语甚至不如书写文本,因为声音倏尔而逝,而文字可以把思想固定到文本,可供反复揣摩,更好地理解,书写文字要优于音声语言。

在中国,语音中心论也受到了挑战。有学者认为“汉字的象形表意性使汉字不必依赖于汉语口语”,“汉语口语自古以来一直服从于汉字,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关系即是如此。”“在重表意功能的情形下,文字形成了对口语的霸权,成了中华传统大一统思想的语言支柱,颠覆了语音中心论。”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文字霸权”。[5]语音和文字这一对范畴并不天然总是语音中心,当然,为解构而构建的文字中心也失之偏颇。西方的文字是拼音文字,中国的汉字是表意文字,汉字的表意与西方的记音有本质的不同。清人说“训诂之旨,本于音声”“夫训诂之要,在音声不在文字,声之相同相近者,义每不甚相远”,就是语音中心主义的标准表述。汉字通过构件、笔划的增省来表意,汉字的书写方式是以不断增添的笔划来改变字形的空间与结构来实现意义的表达[6]。因此,即使承认“语音中心论”,语言学并不比语文学高人一等。我们也可以说,训诂学就是语言学,是土生土长、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献语言学[7]。从诠释学理论与训诂学理论的比较生发开来,可资进一步探讨中国训诂学与中国语言学的关系。

四、探讨接受训诂学的问题

文献的解释,语义的归纳,对耳濡目染,从小谂熟传统经典的中国学者,应该不是难事。但对于一个外国人,要求他能读多少经典,这就有些奢望。如果他要来做训诂的工作,又要照顾读者的水平,自然不能走和中国学者一样的路。南怀仁作为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来华几十年,勤于学习中华文化,从精通天文历法,《教要序论》表达流畅地使用汉语,具备浓厚的中华文化底蕴这一点便可看出。尽管南怀仁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传播天主教思想,《教要序论》以浅显明白的文字概述天主教教义,是一部论教讲道的著作,其主要解说内容为《圣经》,但他仍然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0年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出版《真理与方法》,实现了诠释学的转型。他认为文本的意义,不在于理性地寻求作者原意,而是读者语言世界与文本语言世界两个视野的融合The fusion of two horizons)。因此,伽达默尔为近代诠释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向度,他将诠释的重心由过去移到现在;由寻求“作者原意”转到“读者会意”(reader's response)。虽然他仍然认为文本有客观的意义,但是其理论实质上已经为日后更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诠释学铺设了道路。当然,以读者的主观领受来诠释圣经,古已有之。特别是希腊教父时期的亚历山大学派,更以灵意解经allegorize)驰名。同样,中国古代也有“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之分。从接受的角度看,南怀仁既要接受中国训诂典籍文本,又要让传教的受众阅读时信息不至衰减,这给他的文本撰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样,《南怀仁〈教要序论〉训诂学研究》也有一个接受的问题。从写作与呈现方式上看,全书由十一个章节用一条红线贯穿,那就是完备而系统的训诂学理论体系。从整体表现来看,这无疑是一本域外典籍训诂学的示范性教科书。由于训诂学的研究角度多样,作者每章围绕一个中心,从某一个方面对其进行解说,最终达到从训诂学理论体系角度对《教要序论》做较为全面研究,所论所述,既兼顾了专门家,又适合一般读者阅读,值得肯定。

当然,这部书也还有尚待改进之处。如文献综述方面,为了尽可能呈现出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作者罗列了大量论文、专著的信息,所占篇幅不小,但分析、归纳不够。如能有述有作,更多地总结目前研究概况、研究方法与发展趋势、存在缺陷,并阐述自身的观点,可以更好地说明自己的学术视野和理论深度。另外,文中有很大部分内容是陈列《教要序论》对《圣经》一书的解读过程,用以分析其训诂方式,如能更多地从中西比较方面落笔,改变材料罗列过多的现象,补充与完善理论的分析,可本书更加完整丰盈。

末了,覆瓮之语:当代语言学科西风东渐,西方语言学理论渐成中国语言学界的标准钟的时代,该书的研究目前在训诂学领域还是开拓性的。

                    2016227日于兰枫苑寓所



[1] 张伯伟《域外汉籍研究——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学习与探索》,20062期。

[2] 陈尚君写有《e时代考证的惊喜与无奈》说“有学者断言,今后有几路学问肯定没饭吃”,可资参考。《文汇报》2014-10-17

[3]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3页。

[4]何卫《后现代·超文本·训诂学》,《国外文学季刊》,20031期,123页。

[5]顾明栋《走出语音中心主义》,《复旦学报》,2015年第3

[6]汪启明《读图时代的对外汉字教学》有详说,[]《美国中文教学与研究》,201546页。

[7]陆宗达《训诂简论》,北京出版社,1980年,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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