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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王朝兴亡周期率(转)  

2017-03-27 21:53:3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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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多年前,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的一番对话,即"窑洞对",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中国王朝兴亡周期率
宁 可
中国王朝兴亡周期率(转) - 新泉 - 新泉的博客
 2006年07月10日11:08【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一、从黄炎培、毛泽东“窑洞对”说起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两千一百多年间,许多王朝此亡彼兴,此兴彼亡,就像走马灯一样转换。总的印象是,王朝的兴亡似乎有一个循环的周期,这种历史的循环论早在西汉就出现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三王(夏商周)之道若循环。”其根据就是战国以来阴阳家传下来的所谓“五德终始说”。宇宙间有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相生相剋,把它附会到王朝命运的兴替上。

  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在窑洞里与毛泽东谈话(毛泽东、黄炎培的这番谈话,人称“窑洞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这大概是第一次提出王朝兴亡周期率问题。历史上那些享国时期长一些、版图大一些、国力强一些的王朝,数得出来的有十几个,我这里列了一个详细的表(见下面表1)。有的王朝虽然时间短,但地位重要,也把它们排上了。从这个表可以看到,有的王朝历时长一些,像西汉、东汉、北宋、南宋各近200年或200年以上,唐、明、清更长一些,近300年。

  这些王朝都有着相似的历程,即兴盛――停滞――衰亡,而由新的王朝所取代。各个王朝面临的问题也有相似之处,借用黄炎培的话,称之为王朝兴亡周期率。那些时间短促的王朝,如秦朝、隋朝,其兴也骤,其亡也速,在很短的时间内其矛盾迅速激化、爆发,似乎是更明显地说明了王朝兴亡周期率的作用。


  二、新王朝取代旧王朝,有三种途径

  一个新王朝取代旧王朝,不外三种途径:

  第一种途径是靠战争,所谓“以马上得天下”。这里又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旧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直接推翻了旧王朝,新王朝在战乱中乘时而起,其中有的是起义领袖蜕化为新的封建帝王,像秦末的刘邦,元末的朱元璋;有的是在农民大起义失败后,贵族军阀在群雄混战中建立起新朝,像新莽末年的刘秀。另一种情况是农民大起义没有直接推翻旧王朝,但给了它致命的一击,使它瓦解,新王朝在起义后的混战中降生。像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唐之代隋、唐末的黄巢等。

  在这两种情况中,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在旧王朝的覆亡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管农民起义的结局如何,政权最后还是落到了新的封建王朝手里,封建社会一直延续下来。

  第二种途径是王朝的更代采取了非暴力的手段,新兴统治集团操控了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威逼旧王朝统治者交出政权,美其名曰效法尧舜的“禅让”,其实就是篡位。像王莽的代西汉、曹丕的代东汉、司马炎的代曹魏、杨坚的代北周、赵匡胤借“陈桥兵变”取代后周,都是借用了“禅让”的名义。

  “禅让”里最具有戏剧性的就是宋太祖赵匡胤,他本来是军队将领,他要篡后周的皇位,后来周世宗打仗病死了,七岁的小皇帝即位,赵匡胤控制了兵权,就使阴谋先制造舆论说后周的皇帝干不长,要换人,然后就得到一个谎报的军情,说北方的辽国进攻。于是,他马上带兵出征,走到开封附近的陈桥驿,他停下来喝酒,半夜里发生兵变,部下闹起来,把赵匡胤从睡梦中叫醒,糊里糊涂穿上皇帝的黄袍,即位当皇帝。然后就急忙回到汴京开封,改朝换代。“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是中国历史上和平篡位最有戏剧性的一场。

  第三种途径就是崛起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借中原旧王朝战乱的机会起兵南下,征服半个乃至全部中国。像五代后期契丹族建立的辽,北宋末女真族所建的金,南宋后期蒙古族所建的蒙古汗国和元(这是北方民族第一次征服了整个中国),明末满族所建的清(这是北方民族第二次征服了整个中国)。北方民族所建立的王朝,由于其社会发展程度落后,带有浓厚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色彩,给中原民众带来的苦难是很深重的。

  三、为什么王朝兴亡跟农民起义有关系?关系是什么?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历代王朝的兴替多数都与农民起义有关。比如西汉是秦末农民大起义以后建立的,东汉是王莽末年农民大起义以后建立的,唐朝是隋末农民大起义以后建立的,明朝是元末农民大起义以后建立的,清朝是明末农民大起义以后建立的,这些王朝时间都比较长一些,或者将近三百年,或者将近两百年。可见农民起义对旧王朝的打击可能很厉害,打得狠一些,新王朝就维持的长一些,可能有这种关系。

  为什么王朝兴替、兴亡跟农民大起义有关系?关系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古代中国是农业国,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老百姓主要是农民。农民有一个特点,既是个体所有者,又是小生产者,这样的农民是分散的,也是很脆弱的,维持生活主要是守着自己的或租于地主的一小块土地,稍有风吹草动就会破产,家里有病人或死了人,或有天灾,或有兵祸打仗,甚至封建政府的剥削重了,他就受不了。就像重负的骆驼已达到极限,再加上一根草,就把它压倒了。农民活不下去了,起义就开始爆发,一路打过去,很多贫苦的老百姓跟着跑,参加起义军。历史上的暴动,无论是哪个朝代、哪个阶级,包括红军起义暴动,都是一走就带一大批人走。

  这跟封建王朝末期的政治很有关系。王朝末期,为政总是很苛暴,赋税刑罚很重。比如秦朝末年“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泰半之赋”就是农民三分之二的收入都被掠夺。征发兵役和徭役时,村里分闾左和闾右,闾左地位低一些,闾右地位高一点,首先征发闾右,后征发闾左,征到闾左,劳动力就都给调光了。秦朝末年刑法也很苛暴,所谓“赭衣塞路,囹圄成市”,“赭衣”是土黄色衣服,罪犯穿的,街上都是罪犯;“囹圄”是牢、监狱,关犯人的地方,监狱也像市集一样,人满为患。秦始皇残暴地剥削,还要征发百姓修长城、戍五岭、修驰道,还有建阿房宫、骊山墓即秦始皇陵。其中阿房宫和秦始皇墓,抓的劳动力各有七十万。此外,河套防匈奴,到南面、广东、广西一带的移民也有几十万人。秦朝当时的全国人口大约是三千多万,男的占一半,一千七百多万,老少去掉,也就剩下千把万人,来回征发调度,全国劳动力有很大损耗,结果农民受不了,就引发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隋朝隋文帝篡位建国,搞的还不错。隋炀帝靠着阴谋上台后,修宫室,修东都洛阳城,开运河,修长城,修路,大举巡游,还要打仗,发动对高丽的战争,全国每年征发的徭役几百万人。老百姓受不了,爆发小股起义,很快变成大起义,隋朝垮台,隋炀帝最后被隋朝军队兵变杀了,隋朝也就亡了。明朝末年苛征三饷――剿饷、辽饷、练饷,辽饷是对付清朝,打仗要征调军费,剿饷对付农民起义,练饷是练地方武装。民不聊生,死亡枕藉,流民四散。最后李自成势如破竹,攻下北京,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吊死在煤山,即现在景山,明朝灭亡。

  四、怎样看待改朝换代的三种途径

  前面说过,农民起义推翻或打击旧王朝,是导致改朝换代的一种重要方式。历史研究中关于农民起义的评价很不一样。以前,人们认为农民起义都是好的,都是英雄,包括李自成、包括太平天国的领导人都是英雄。后来就开始有不同的看法。农民战争是一种规模很大的战争,战争本身很残酷,杀人也很多,对经济破坏也很严重,以至于现在有些论者比较过度地渲染夸大农民战争的破坏作用,认为战争不仅破坏经济,损害人民、损害生命,而且还导致经济倒退。有一种论点认为太平天国时候对江南破坏太厉害,以致中国近代化受到很大影响,发展不起来民族工业,发展不起来资本主义,因而太平天国只有破坏作用。
这种论点不能算是公正的。第一,农民如果还能勉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就不会造反,只有实在受不了才会起来造反。农民起义规模很大,是一个群众性运动,不完全是少数人挑起来的,实际上是王朝末期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如果追究战争责任,与其说农民负主要责任,不如说剥削者、统治者负主要责任。

  第二,农民战争是很残酷,但是打仗是双方面的,镇压起义的统治者并不比起义者更“仁慈”,其残酷更有过之。明末战乱中有所谓“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之说。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曾国藩曾有“曾剃头”的外号。

  第三,原来的旧王朝已经腐朽到无可救药,而且并无愿望与能力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农民大起义的冲击,才有可能改变旧的黑暗的统治,给新兴的势力扫清道路,创造条件。这里正体现了农民起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当然,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新的势力,也并不能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只能在战争中和战争后被野心家利用了去作为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尽管旧的封建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但继之而起的还是新的封建王朝,这是农民的悲剧,也是历史的必然。

  至于其他两个改朝换代的途径,“禅让”掩耳盗铃,新朝也不可能大力打击那些腐朽黑暗的旧势力,为政多是“率由旧章”,少有兴革,并未注入多少新的血液和活力。而北方民族入主,取代旧王朝,他们凭借强大的武力恣行压制,很难持久(清朝可能例外,它的统治似乎更有章法)。

  五、有三个矛盾,如果新王朝处理得很好,就可能出现兴旺发达的盛世;否则就可能引起社会大震荡,乃至王朝的迅速覆亡

  新王朝建立之始,一般来说要面对三个重要矛盾。统治者如果善为处置,就会出现盛世,否则就会引起大震荡,乃至王朝的迅速覆亡。章士钊《柳文指要》中的《柳子厚生于今日将如何》,柏杨《中国人史纲》中的《瓶颈危机》一节都指明了这一点。比如,柏杨指出:

  “夏王朝和商王朝建立的初期,都曾爆发过致命的政治灾难。夏王朝第四第五任君主,和商王朝第三任君主时,也就是,当夏王朝开国后四十年左右,和商王朝开国后也是四十年左右时。夏王朝政权接连被后羿和寒浞夺取,商王朝政权也落到伊尹之手。结果虽然传统的当权人的后裔取得胜利,但已经杀人千万,血流成河,而这些后裔并不一定十拿九稳的可以得到胜利。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政权,都有这种类型的场面。这使我们发现一项历史定律,即任何王朝政权,当它建立后的五十年左右,或者它传到第二代第三代时,就到了瓶颈时期――所谓若干年和若干代,只是为了加强印象而设,当然不会有人机械地去解释。在进入瓶颈的狭道时,除非统治阶层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他们无法避免遭受到足以使他们前功尽弃,也就是足以使他们国破家亡的瓶颈危机。历史显示,能够通过这个瓶颈,即可获得一个较长期的稳定,不能够通过或一直胶着在这个瓶颈之中,它必然瓦解。”

  那么,怎样才能通过这个“瓶颈”呢?我们从新王朝面临的三个矛盾说起。

  第一个矛盾是农民同新王朝,农民同地主间的矛盾。原来农民与旧王朝、与地主尖锐激烈的对抗,这时趋于松弛和缓和,新王朝统治者如果接受教训,采取一系列缓和矛盾的政策,如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招辑流亡、减省刑罚、整饬吏治、实行节约等,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出现生产恢复,经济繁荣,户口繁衍,社会安定的良好局面。有名的西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清前期的“康雍乾盛世”等,就是这样来的。

  但一旦新王朝不采取这个办法,而采取倒行逆施的办法,横征暴敛,到处花钱,到处浪费,到处奢侈,问题就来了,老百姓到时候抵不住、维持不住,就开始造反,原来的王朝很快就灭亡了。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很重要的王朝,一个是秦朝,一个是隋朝,开局都不错,但灭亡很快,到第二代皇帝就完了。“其兴也速,其亡也忽”,这是他们横征暴敛、大肆兴作、严刑酷法、大肆奢靡带来的恶劣后果。

  第二个矛盾来自统治阶级内部。新朝建立,尚未稳固,人心尚未完全认同,统治阶级之间矛盾尖锐,不仅地方势力反抗新朝,中央内部也有各种势力对抗。

  这里最富有戏剧性的是宋朝,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是借“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当的皇帝,按照习惯,他应该传位给他儿子,可是他的弟弟赵匡义有野心,趁着宋太祖生病的机会逼迫赵匡胤,两人吵起来。吵些什么,外边人不知道,躲在外边远远地看,只看见蜡烛影子摇摇晃晃,有人影来回动,听有斧头把儿着地的声音,这就是有名的“烛影斧声”。没多久,宋太宗宣布宋太祖死了,临终嘱托由宋太宗即位,“烛影斧声”千古之谜,到现在也没有人能够破解,大概是赵匡义搞了一个阴谋,事先有所布置。

  明朝“靖难之役”也是皇位继承问题,明太祖有二十五个儿子,太子死了,只有把皇位传给孙子,这就是建文皇帝。当时他的儿子有很多不服,其中明成祖燕王朱棣在北京起兵,双方打了三年,最后南京被攻破,建文皇帝失踪了。另一说法是,建文皇帝当时跑掉,当了和尚,明成祖后来到处追建文皇帝。一个传闻说跟武当山有关,武侠小说里有武当派,武当派的祖师爷张三丰掩护建文皇帝到处逃跑,所以明成祖拼命秘密地去抓张三丰和建文皇帝,这是一个说法。再一个说法是,建文皇帝跑到国外,明成祖到处探访建文皇帝的下落,甚至派郑和七下西洋密访,结果还是没有下落。现在经过历史学家的研究,认为建文皇帝确实没有跑掉,多半死于乱军之中,这当中的细节跟“烛影斧声”一样,是一个谜。

  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也可以是一个瓶颈,一个狭窄的通道,过得去就好,过不去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整个王朝也被颠覆。像西晋没多久就出现“八王之乱”,打来打去,最后出现农民起义,出现五胡十六国,西晋就灭亡了。

  第三个矛盾是新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矛盾。当新旧王朝更替之际,原先被压制的北方游牧民族骤然趁势而起,南下侵迫新朝,这时新朝视其国力条件而采取不同的对策。比如,西汉初年,国力还不行,比较弱一点,统治还不稳固,所以对付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是妥协和亲,直到七十年后的汉武帝,国力充盈,才大举进攻匈奴,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唐太宗初即位,对兵临城下的东突厥也是先行谋和,待三年后准备充分了,再全力进攻。明成祖对蒙古则挟常胜之师,大举征讨,五次出塞。但是新朝这些对策必须正确,不然会有亡国之虞。像五代的后晋石重贵率尔抗拒契丹,结果亡国。北宋初年两次攻辽都大败而还,最后订立“澶渊之盟”,奉送大批岁币,摆脱不了屈辱局面。

  面对这些矛盾,如果拒绝接受历史经验,采取不妥当的办法,将会带来恶果。北宋为了限制和防范唐后期的藩镇割据和农民的反抗,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渲染重文轻武、重内轻外,大量养兵养官,出现“冗官冗兵冗费”的痼疾,造成“积贫积弱”的局面。南宋偏安江左,对南下的金兵一再屈辱求和,统治者仍一味歌舞升平,甚至粉饰太平,无所作为,最后亡于蒙古,以致两宋成为历史上最羸弱的王朝。

  六、历来王朝中期都会出现危机,也都有针对危机的改革,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没有活路的农民起来造反,这是为什么
一个王朝到了中期,统治时间长了,开国时新鲜的劲头失去了,惰性出现了,对国家的治理渐渐弛缓了,各种矛盾开始孕育,土地兼并激烈起来,赋税逐渐苛繁,贫富分化开始严重,吏治走向败坏,腐败现象滋生,统治者奢靡浪费开始成风,对外战争迁延不决,农民小股起义出现了。这时一些有见识的统治者开始指陈时弊、倡言改革。改革针对国计民生,更重要的在经济方面,希望能够减轻一些农民负担,减轻一些经济危机、财政危机。

  西汉汉武帝时候,任用张汤、桑弘羊改币制,统一用五铢钱,另外还有一些办法如均输平准,简单地说就是国家控制贸易,控制商业,也限制大商人的实力膨胀,改善一些财政经济状况,改善一些人民的生活。

  唐中期“安史之乱”以后,财政非常乱,收入很少,就重用刘晏改盐法,把盐改为专卖,收盐税。盐税是一种间接税,交税以后,盐价涨,消费者买的是高价盐,实际上就交了税,现代国家的税法大部分都是这一类。杨炎行两税法,把税制整顿清理集中,主要收一个土地税和户税,收税由收实物改为原则上收钱,这办法起过一些作用。

  北宋王安石进行税制经济方面的改革。明朝张居正行“一条鞭法”,把很多苛捐杂税、各种正税杂税统一征收,来减轻人民负担。到清朝康熙时候,开始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候实行“摊丁入亩”,丁税取消,改成田税,收税标准看土地多少而不是看人口多少,土地税与人头税脱钩,此后人口增加就没有关系了。

  所以,历来王朝中期都有危机出现,都有针对危机的改革,这类改革往往收到一定的效用,然而行之不久,或因遭反对而废罢,或者因种种原因而走了样。这样,王朝危机还是延续下去,原来的矛盾继续激化。到了王朝的末世,终于引发了严重的危机,横征暴敛,吏治败坏,贿赂公行,人民困苦,尽管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要求改革,然而整个王朝就像滋生了毒瘤,已经无可救药,其中最黑暗的东汉、唐后期和明这三朝还来了个最腐朽的宦官专权。国家机器像一辆重载的破车,顺着下坡一直往前开,速度越来越大,最后只有一个办法,掉到悬崖底下,翻车摔了。那时候改也不行,不改更不行,最后只有一个办法,各种矛盾来了个总爆发,没有活路的农民起来造反,旧王朝也就在农民大起义的浪潮中毁灭了。

  七、两千年王朝兴亡史的启示

  从两千年王朝兴亡史中,可以认识到:

  第一,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农业是基础,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统治者如何对待农民,成为一个王朝成败的关键。王朝之兴,原因往往在于比较正确地对待农民;王朝之亡,必然是不正确地、错误地对待农民。

  一个新王朝在农民大起义之后崛起,痛定思痛,往往很注意吸取农民起义的教训、旧王朝灭亡的教训。西汉初年一些人经常注意的就是不要蹈亡秦的覆辙,唐太宗也是不断以隋为戒,注意隋朝覆亡的教训。明清之初也是如此。新王朝统治者们注重历史的经验教训,采取正确的措施,这是那些新王朝的统治者们在初期取得成就的最大原因。

  第二,古代中国不仅是一个农业社会,也是一个阶级社会,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也是剥削者,追求自身的利益,他可以接受农民战争的教训,可以接受前代王朝破灭的教训,但也可以不接受。尤其是羽毛丰满,势力强大后,就忘乎所以,不再自我控制。另外,各级官僚机构和各级官吏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吏治为历来统治者所重视,王朝兴起时往往很注意整饬吏治,像西汉、唐朝甚至包括明朝都是这样。一个王朝之所以衰亡,很大的原因就是吏治的腐败,怎么治也治不过来,它就完了。

  历代统治者对待农民,对待吏治,所崇奉的一个基本思想是“民本”思想,“民为邦本”,国家基础在于老百姓。“民为邦本”很重要,但各级官吏不是人民的公仆,而是老百姓的父母。官是父母官,对待人民要“牧民”,让他们吃饭吃好,不要打架,像放牧牛羊一样。“牧民”这种态度在古代是一种很进步的思想,但是现在看就不够了,局限也在这里。

  跟“民本”相对应的是“民主”思想。我感觉中国历史上对“民主”好像不大讲究,好官清官讲究的是“为民做主”,所以有一句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话有一段时间脍炙人口,我看这个还是差一点。各级官员应该是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光是为民做主,还是用上下级的关系、还用统治被统治的关系看待官民关系。唐太宗很强调皇帝和老百姓是船和水的关系,“水能覆舟,亦能载舟”,处理好,坐起船来很方便,处理不好,就掀起风浪,把船翻了。这里主体还是统治者,老百姓是被统治者,是一个只是受动的客体。中国历史上一再讲到“为民做主”,讲到“亲民”、“为民父母”、“爱民如子”、“民为邦本”,好像跟今天理解的民主思想总还要差一点。

  第三,历代王朝兴亡,乍看起来不免是周而复始的循环,但并非单纯的回归。不是像一个不倒翁一样,一推一歪再一摇,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它应该像螺旋形一样,在不断地循环之中,不断上升,不断发展,但是这种上升发展的势头到宋朝以后受到了阻碍,不如欧洲。

  欧洲从十字军东征,十一世纪以后,商品经济和城市发展,资本主义因素出现,像意大利这些地方,早期资本主义因素就出现了。大概十三世纪以后,伟大的文艺复兴出现,十五世纪航海地理大发现,打通印度航路,发现美洲,环游世界。随着资本主义发展,随着文艺复兴,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后出现西方一些国家疯狂掠夺分割殖民地,种种矛盾出来以后,欧洲引发资产阶级革命。19世纪末期由于生产力发展进一步要求,出现产业革命,欧洲开始现代化,历经发展到了今天的现代社会。

  中国宋代以后,历史发展虽然看起来是在回旋,可是发展停滞,以致到十九世纪中期以后,欧洲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势力侵入,中国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化也受到阻碍。几经周折到现在一百多年,中国现在还在现代化道路上前进,还不能说是一个发达国家。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本世纪中期以后进入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距离很发达国家还差一步。

  回到六十年以前延安窑洞里,当时黄炎培讲到王朝兴亡周期率的时候,不无忧虑地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当时和他对话的毛泽东就很乐观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听了毛泽东的回答,黄炎培十分高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把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毛泽东所说的这条民主新路,正是从孙中山领导推翻清朝专制封建统治开始,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盼望实现的那条民主道路。

  黄炎培与毛泽东的窑洞谈话,已经过去了60多年。我们几经艰难踬蹶,至今仍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努力前进,也至今仍在体制上和机制上为实现民主、实现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而努力。我想这就是王朝兴亡周期率给我们的最大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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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可

  1928年生。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史学会
理事。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经济史、隋唐五代史、敦煌学、史学理论。主要论著有《宁可史学论
集》、《史学理论研讨讲义》、《敦煌的历史与文化》(合作)等。代表论文有《论马克思主义的
历史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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