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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四少  

2017-02-13 20:33:0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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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甲骨四堂”,你还知道“甲骨四少”吗?

2015-01-07 16:13:00 来源: 澎湃新闻网(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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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实习生 王慧婷

       一提到民国时期研究甲骨文的著名学者,很多人脑中会浮现“甲骨四堂”四个字。其实除“四堂”(即雪堂罗振玉、观堂王国维、彦堂董作宾、鼎堂郭沫若)之外,还有“甲骨四少”,即唐兰、容庚、柯昌济、商承祚四人,不过知道的就不多了。
       这一称呼源于1923年王国维为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作序,称:“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余所见得四人焉:曰嘉兴唐立庵友兰,曰东莞容希白庚,曰胶州柯纯卿昌济,曰番禺商锡永承祚。”那时,四人皆20多岁,商承祚、柯昌济两人最小,仅21岁。在甲骨文这样艰深晦涩的领域,四人如此年轻却又得到这样高的赞誉,实属罕见。
容庚:初中毕业上北大,多惊人之语

       

容庚年轻时
       光绪二十年(1894),容庚出生在广东省东莞县莞城镇。在他幼年时,祖父和父亲相继过世,家道日渐催颓。将容庚领上古文字治学之路的是四舅邓尔雅。邓尔雅曾留学日本,是近代岭南著名诗人、书法家和篆刻家。他教容氏三兄弟读书,容庚从其学金石学。
       1922 年,28岁的容庚带着增补吴大澂《说文古籀补》的三册《金文编》稿本,前往天津,拜见罗振玉。罗氏看后大加赞赏,主动向北京大学金石学教授马衡写信推荐。之后,只有初中学历的容庚被破格录取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生。
       1926年北大研究生毕业后,容庚先后在北大、燕大任教,兼故宫博物院古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和《燕京学报》主编。1941年,燕京大学被日本宪兵接收,容庚没有随多数师生迁往西南,而是选择留在北平,并于次年被聘为伪北大教授。抗战胜利后,傅斯年暂代北大校长。一上任,傅宣称要对伪北大教职员一概摒弃,不予录用,容庚、周作人等被开除。
       1945年11月7日,容庚在北平《正报》上发表一封公开信,信中列出了自己留在北京的原因:“而庚独眷恋于北平者,亦自有故:日寇必败,无劳跋涉,一也;喜整理而拙玄想,舍书本不能写作,二也;二十年来搜集之书籍彝器,世所稀有,未忍舍弃,三也。”(容庚:《与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的一封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集》(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1页)但傅斯年并不接受这样的说法。此时,李宗仁筹办广西大学,邀请容庚前往广西教书,容庚接受了这一聘任。
       容庚在广西大学停留不到半年,前往广州,任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容庚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1965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容庚与刘节、谢文通等人作为中山大学第一批“牛鬼蛇神”被揪出来。6月7日,《中山大学校报》发表了批判容庚的大字报,宣称要“砸烂 鬼锁 ,宰掉 野马 ”。
       “野马”、“鬼锁”的出处是容庚在1950年代所写的入党申请书,其中有“我是野马,是鬼锁,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需要一个紧箍咒,需要党的铁一般的纪律来约束自己”的话。
       “文革”期间,容庚有很多惊人之语。他的学生曾宪通曾感慨:“在那么多的运动中,他总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林彪垮台后,中山大学中文系开展批判林彪运动。轮到容庚发言时,他将林彪叛国归结为阶级斗争的结果:“整天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我以为社会到此就不得安生,逼着他(林彪)走这条路。”
       “文革”后期,杨荣国曾劝他认清形势,批判孔子,容庚回答说:“孔子死了两千多年了,他有什么不好?批孔不如批我?”(易新农、夏和顺:《容庚传》,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331、341页)后来校方给容庚平反,称赞他一生爱国,为人正直,他并不领情,说:“我以前没你们说的那样坏,现在也没你们说的那样好,我还是我容庚。”(陈炜湛:《忆容庚师》,《语文建设》,1993年第11期)     
商承祚:自幼爱古董,曾四批徐悲鸿

商承祚年轻时
       商承祚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出生在广州纸行街莲花巷,商家是岭南著名的书香世家。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伯父商衍灜中三甲进士入翰林。光绪三十年(1904),父亲商衍鎏参加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殿试一甲第三名,成为“末代探花”。在广东科举史上,商衍灜、商衍鎏两兄弟有着“禺山双凤”的美誉。
       少年时代,商承祚便酷爱古董文物,几近痴迷。1912年,商承祚跟随伯父在曲阜参观孔庙时,见孔庙“累累汉碑,渊懿古雅,于篆隶之学由是顿生研求之念。”(龙敏主编:《花都文史》第25辑,2007年版,第192页)后来,当商承祚将毕生从事古文字研究的决定告诉父亲时,父亲叹气说:“你学这行是找不到饭吃的,只能做个名士,名士也要生活啊。你既决意走此路,是你的志愿,我有什么话说呢?”(王祥:《商承祚》,岭南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

        

1961年商衍鎏(右)、商承祚(左)父子探讨书艺
       1921年,伯父将他引荐给罗振玉,商承祚拜罗氏为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商承祚编成《殷墟文字类编》十四卷。这本书的出版,使他年少成名。后经马衡推荐,商承祚成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生。23岁研究生尚未毕业时,东南大学聘请他担任讲师,月薪100元。父亲商衍鎏知道这一情况后,兴奋地说:“真想不到,如此冷门之学,居然可以谋生,令人从何说起?”(王祥:《商承祚》,第29页) 
       其实,当时甲骨文发现时间不长,研究学者不多,是一门“冷门”之学。但在大学里,却是一门“热门”课程,很多学校缺乏教师。商承祚被许多学校争聘,有人笑称其手捧“铁饭碗”。 
       抗战期间,商承祚和徐悲鸿都在重庆,二人意气相投,关系密切。一次,徐悲鸿邀商承祚来评赏他的画。商承祚先是看了一幅奔马图,写下评语“三条腿的马”,意为徐悲鸿只画了三条腿。又看了一幅坐猫图,评为“狐狸尾巴的猫”,意思是猫的尾巴画得太粗。又评价一幅竹画为“甘蔗的竹子”,指出其粗细无变化如甘蔗。最后又点评一幅仕女图为“吊死鬼的美人”,意指美人的脖子画得太长。徐悲鸿挨此四批,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向商承祚躬身称谢,说:“我到重庆以来,听到的都是一片赞扬声,即未闻意见,更谈不上这样好又尖锐的批评,此之谓知友!”(王祥:《商承祚》,第117-118页)

       

商承祚(左)与容庚    
       1948年,商承祚回到广州,与容庚共事于中山大学中文系。1956年,二人联名招收研究生,中山大学中文系因此成为古文字学研究重镇。两人相交六十年,友情深厚,却也常常为了学术和收藏上的不同意见而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在商承祚子女所写《永恒的怀念》中,有一段这样的话,让人读来不禁莞尔: 
       父亲晚年与容庚先生同处一楼,我家楼下,容老楼上,谁得佳作,必请至居所,有时为得一佳作,二老怡情悦性,共享采获;有时为一书画真赝,两老又各持己见,争辩不已,甚至还很激烈。
唐兰:不修边幅vs.一丝不苟

       

唐兰年轻时
       光绪二十七年(1901),唐兰生于浙江嘉兴市秀水兜。民国初年,他入读商业学校,毕业后改学医、学诗词,后来又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馆。他在1939年出版的《天壤阁甲骨文存》自序中谈到:
       民国肇建,余方读于商业学校,即卒业,改习医学,既为人诊疾,又颇厌之,而学为诗词。稍博览,思辑文选注所引古书,并为晋书注。九年冬,尽弃所业,就学无锡,同学有熟习段注说文者,余由是发奋小学,渐及群经。
       唐兰走上甲骨文研究之路,与王国维、罗振玉两人的赏识是分不开的。他曾对罗振玉的甲骨文考释进行订正,得到罗氏赏识。后经罗振玉引见,在上海拜谒王国维,请教学问,获得王氏称赞。他在《天壤阁甲骨文存》自序中回忆:“于时初知有甲骨文字,取罗氏所释,依说文编次之,颇有订正,驰书叩所疑,大获称许,且介之王国维氏,余每道出上海,必就王氏请益焉。”
       1924年,唐兰北上天津,在周馥家中教书,授文字训诂。1931年,任东北大学中文系讲师。九一八事变后,代顾颉刚讲《尚书》于燕京、北大,后又代董作宾先生讲甲骨文。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后,唐兰只身逃离北平,取道香港、河内,辗转至昆明,任西南大学副教授。抗战胜利后,唐兰继续担任北大中文系教授,代理中文系主任。1952年,调任至故宫博物院,曾任副馆长等职。
       王国维曾评价唐兰:“立庵孤学,于书无所不窥。”的确,唐兰出身于一般商贾家庭,不似容庚、商承祚、柯昌济等人有家学渊源。他虽曾有幸受到罗振玉、王国维的指点提携,但并不以罗王的传人自居。在学术上,唐兰以孤学闻名,能够自成一派,较多创新之见。他打破了《说文解字》中的“六书说”,提出了“三书说”,将汉字分为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声文字三类,影响较大。
       生活中,唐兰常常豪放不羁,不修边幅。一位学人回忆他时常“首如飞蓬,胡须长久不薙,与名史学家张荫麟可相匹敌……我并无意说饱学之士如立庵这样的人,均应不修边幅,但对服装仪容都无暇顾及之人,其一心一意专诚治学不问可知”。(牟润孙:《海遗丛稿(二编)》,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01—202页)
       与生活上的不拘小节相反,对待工作,唐兰却是一丝不苟,极其认真。杜迺松在《唐兰先生的学者风范》一文中提到他1977年夏随77岁高龄的唐兰前往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考察出土甲骨的过程,“先生不顾旅途劳累和炎热,每日不停地工作,重要处随时作笔记……由于工作辛劳,又炎热,先生口里长了几个大泡,吃饭都不方便,我让先生去医院看看,休息休息,先生哪里肯呢?只让我给买了几瓶中药冰硼散上了上。”
       1979年1月11日,唐兰逝世于北京,享年79岁。逝世后,故宫博物院根据他多年的夙愿,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柯昌济:“年纪最小,读书最多”

       

柯昌济父亲柯劭忞
       柯昌济是著名元史专家,《新元史》作者柯劭忞次子,金石学家柯昌泗之弟。
       胶州柯氏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远祖为元代著名学者和画家柯九思。道光以来,每代皆有名人,以其父柯劭忞最为知名。其兄柯昌泗曾与商承祚一同拜入罗振玉门下,柯聪慧过人,过目不忘,商智力不及他。但柯昌泗迷恋仕途,没有一心向学,罗振玉曾对他说:“你比锡永(商承祚)聪明得多,可是他有自知之明,苦攻读,而你迷恋宦海,毁了自己,太可惜了,何不及早回头,到达彼岸,做个学者。”(王祥:《商承祚》,第29页)官场风云变化,几十年后,柯昌泗晚年落魄潦倒,与商承祚不可同日而语。 
       柯昌济生长于书香门第,自幼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1921年他出版了《殷墟书契补释》一书,共考释甲骨文字、词60个。虽然此书错误较多,但多释为前人未释,在甲骨文学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1925年,柯昌济毕业于清华大学文史研究院,后任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另有《金文分域编》、《姓氏源考》、《韡华阁集古录跋尾》等著作。
       王国维在《殷虚文字类编》序中夸奖柯昌济说:“纯卿为凤荪学士次子,年最小读书亦最多,尝以书问字于余,余叹其逸足,每思所以范之。”得到王氏如此高的评价,可见其博观广识。笔者尽力收集相关资料,无奈孤陋所见有限,只能简要叙述其生平,实可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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