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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黄兴国落马,“不可能”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转)  

2016-12-03 19:06:55|  分类: 反贪防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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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黄兴国落马,“不可能”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2016-09-11 10:28:08
来源:北京青年报-团结湖参考

媒体:黄兴国落马,“不可能”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转) - 新泉 - 新泉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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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委代理市委书记、市长黄兴国昨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原标题:于无声处听津雷

昨天下午,在团结湖参考(微信ID:Talkpark)的读者群里,我和几个人谈到了天津的局势。有天津读者说,天津现在的情况是“抱团紧张”,我说,“天津且着呢,到明年这时候大概能消停”。为什么这么判断呢?我的理由是,一个直辖市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都没有正式任命党组织一把手,这不是太正常的现象。几个小时之后,“大新闻”就出来了,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2003年,黄兴国从宁波市委书记任上空降天津,担任市委副书记。级别差不多,但职务的重要性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津门重地,黄兴国深耕多年,顺利地当上了市长。但在原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调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之后,黄兴国并没有马上接过她的职务,而是当上了代理书记。这一代理,就是21个月。通过媒体的梳理可以发现,黄兴国很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代理省级书记职务时间最长的人。尤其重要的一个信号是,近期省级党政一把手变动频繁,很明显是在为明年的十九大谋篇布局。但是天津这样一个直辖市却一直没有“定盘”,显然中央另有考虑。可是谁又能想得到,代理书记最后的结果不仅“黄”了,而且直接就“虎”了呢?不能不说,这个消息的政治当量几乎可以形容为津门海啸。

天津“不太平”的印象,首先来缘于武长顺的落马。虽然每个省都有老虎被打,但武长顺的份量相当重。虽然他只是天津政协副主席,但他一生都在天津公安系统工作,担任天津市公安局长的时间超过十年。这样的持续深耕,无疑会积累起雄厚的政治、社会资源。撬动一个武长顺,津门的地基可能都会摇晃。前不久,主管规划城建的副市长尹海林落马,再次给天津官场带来震动。尹海林是一位学者型官员,并不像武长顺那样“名声在外”,这种中坚型的、群众反映并不强烈的领导干部被调查,意味着天津反腐已经进入更深的层次。有这样两杯烈酒垫底,黄兴国的落马虽然出人意料,但也并不显得太过突兀。无论你是怎样的瓜,只要顺藤能够摸到你,摘掉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去年天津港“812”事故发生之后,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天津爆炸会不会引发“地震”?当时,曾经担任天津市副市长、时任安监总局局长的杨栋梁受到组织调查。“头七”打虎,指向性本来就很明显,再考虑到杨栋梁的天津背景,更能隐约看出整肃天津官场的决心。虽然不能说,黄兴国的落马与天津港事故有直接的相关性,但天津港事故很可能延缓了他“扶正”的时机。而随着天津反腐的持续深入,线索最终指向了他。虽然有不少局外人都觉得“不可能”,但不可能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这再一次证明,十八大以来的反腐真是闭着眼睛的反腐,是深水区的反腐。任何对反腐败斗争还抱有侥幸心理的人,都可以从黄兴国的身上看到深刻的教训。

在以前的文章里,我曾经提醒读者注意一个新说法,就是习近平提出,要把“政治问题和腐败问题交织”的领导干部列为重点查处对象。不讳言反腐败斗争的政治属性,是一种富有政治勇气和魄力的表现。事实上,在以往的打虎案例中,也多少反映出了这样的倾向,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周本顺和王珉。周本顺落马之后,有关人士曾经披露,周本顺存在“欺骗中央、妄议中央”、搞两面派的问题。王珉在个人的政治期望落空之后,消极堕落、甚至抵触中央。这两个人,一个是现任省委书记、一个是刚卸任的省委书记,他们的落马虽然无疑与腐败问题有关,但导火索很可能就是政治问题。那么,黄兴国怎么样呢?这个代理市委书记,是不是也存在着“交织”的现象?我个人认为,带着政治视野去看待黄兴国的落马,很可能更容易找到正确答案。

到目前为止,天津、河北这两个最靠近政治中心的重要地域,都有一把手落马,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现象。做出某种结论虽然比较困难,但是一如既往,我对政治走势感到乐观。


原标题:“能人”黄兴国:在贪腐与政治问题交织之中突然落马

作者:周志兴  来源:公号“周说”

黄兴国的落马,很多人在猜测具体原因,以及为什么会这么毫无先兆。其实,看看习主席最近的讲话,就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习主席提出,要把“政治问题和腐败问题交织”的领导干部列为重点查处对象。

反腐败斗争中增添了政治属性,这也是中央巡视组实行的“政治巡视”依据……

还有一个月就要过62岁生日了,但是,老天似乎决定给一路仕途顺利的黄兴国一点颜色看,就在这个时候,对他隔离审查的指令下达了。我想,作为进入官场44年的“老江湖”,他一定不是一点心理准备没有。天津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居然让他代理了600多天市委书记。

天津市委书记这把椅子,坐上去就是政治局委员,全中国最有权力的25人之一。让他在旁边走来走去,干着这把椅子主人的活,但是,又不让他坐上去,显然最高领导对他有些不满。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市长和代理书记一肩挑了一年半以上的时间,似乎又表示了高层的某种信任。

到底是信任,还是不信任?他的心里一定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心里忐忑着,脸上还不能被看出来,他是官场老手,当然做得到。他心里翻江倒海,表面却一如寻常。

媒体报道了他在市领导岗位上最后一周的工作情况:

9月3日到武清区、北辰区出席天津市互看互比互学活动;9月4日到津南区、宁河区出席天津市互看互比互学活动;9月5日至6日陪同中央领导考察天津;9月6日晚主持召开天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领导重要讲话精神;9月7日上午到东丽区出席天津市互看互比互学活动;9月7日下午国务院安委会第四巡查组向天津市政府反馈5月上旬至6月底对天津市的安全生产巡查情况,作表态发言;9月8日下午在天津市互看互比互学活动总结会上讲话;9月9日上午到河西区梧桐中学看望教师和同学们,出席天津市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9月9日下午在迎宾馆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胡志强。

高节奏地运转之后,他终于停了下来。

9月10日落马。

作为一个直辖市的最高长官,他一定还有很多工作是不能被媒体报道的,如果加上这些,他应该是忙得脚打后脑勺。

忙不怕,心总是悬着,这日子不好过。

尤其是身边还突然来了一个“武松”。

中央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姚增科在2015年1月“空降”至天津担任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姚增科1983年进入中央纪委工作,长期在中纪委负责查办中管干部案件的纪检监察室任职,拥有丰富的“打虎”经验,曾任八室副主任、主任,七室主任等职,2007年获任监察部副部长并入选中央纪委常委。

这样,不但心悬着,头上还悬了一把剑。

在黄兴国的仕途上,大概从来没有这般山重水复,只是,他看不到柳暗花明了。

黄兴国1972年初入政界,起点是浙江省象山县晓塘公社团委书记,那时候,他才十八岁。此后他历任象山县委书记、台州地委书记、浙江省副省长、宁波市委书记等职务。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内的官员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科班出身的高学历甚至是海归,他们理论水平高于实践能力。还有一类是没有按部就班地上学,而是边干边学,最后补了好听的文凭。他们实践能力高于理论水平。

黄兴国属于后者。

一般对他的印象,就是能干,处理问题的手段高强,善于治理地方。这一点,从他的履历就可以看出来。

我相信,黄兴国是以自己的努力来换取前进路上的一帆风顺的。起码是在他起步的岁月里。

他在县委书记的岗位上,有过难忘的40分钟。

那是1985年12月29日上午9时25分至10时5分,胡耀邦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王芳、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温家宝陪同下,在象山丹城东谷湖招待所停留。据象山党史办人员回忆文章,在这四十分钟里,31岁的黄国兴作为象山县委书记,与县长张启楣全程陪伴,并回答了胡耀邦诸多提问。

现在来看这些问答,黄兴国的回答非常简洁明了,同时不忘点出当地经济亮点。讲到与台湾往来情况时,他回答道:“去台湾1200户,2700余人,回来定居7户,探亲5人。回来的人,我们都叫他带信回去。”

给时任总书记留下的,是一个干练的县委书记的形象。

不但能干,而且会干。特别是在某些节点上。

1989年的《宁波日报》则以《原象山县委书记黄兴国调任时不受吃请植树留念》报道了黄的话别。那时,35岁的黄兴国面临一次重要的升迁。报道说,“一些单位得知黄兴国调任的消息后,想请他前去叙叙旧。黄兴国得知这一情况,马上订了一条纪律:不准搞任何形式的吃请、送礼,也不开欢送会。”

他的离任纪念是在县城丹城公园种下两株玉兰树。

不能否认有作秀的成分,同样也不能否认,那时的他,还是严格要求自己的。

2015年4月,天津市长黄兴国出席一次揭牌仪式

十几年以后,年近五十的黄兴国已经顺风顺水地步入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行列了,他为官的本领也更加炉火纯青了。

2001年9月,媒体报道了时任宁波市委书记黄兴国关于自己个人情况的汇报,他说:

“我家有三口人,妻子在省人事厅专家局工作,处级干部;儿子在北京读书,大学二年级;父母年事已高,在象山老家安居。我的住房是任省政府秘书长时办公厅分配的,建筑面积120平方米;我的用车是任副省长时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按规定配的;我家的年收入,妻子2万元左右,我3万元不到,共5万元左右。两年内共出国考察两次,……对外交往中的礼品按规定登记上交。”

一个廉洁的形象呼之欲出。

这是黄书记的一个创举。他上任后,提出“廉情公布、民主监督”的建议,即官员需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廉情”,这个建议毫无悬念地在宁波市委全体会议上得到集体支持。

其实他很得意于这些做法。所以,当他奉调离开宁波到天津上任时,在告别诸位同事的时候他这样说:

“刚来宁波时,我曾公开作出三条承诺:一是绝不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为自己和家人谋私;二是决不允许家人和亲朋打我的牌子办私事;三是决不允许我的下属干部出于好意为我的家人和亲朋好友办事情。”

说这些话时,他仍然踌躇满志,因为他知道,他的阵地,不再囿于浙江了,在浙江这片海里成长为一条大鱼后,更广阔的大海,在等待着他。

当然,黄兴国也不会忘记表态,他说:我一定带头坚持讲党性、讲原则、守纪律,要求大家做的,自己首先带头做到,自觉遵守廉政准则,始终坚持廉洁自律,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严格管好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谋任何私利,不搞任何特权。我会自觉接受同志们的监督并恳请广大干部群众予以监督。

黄兴国任职天津期间,确实带来了一股浙江沿海的新鲜空气。虽然诟病也不少,也有人把“黄兴”改成了“黑心”以逞口舌之快,但是,天津的经济增速成绩也有目共睹。公开数据显示,2013年天津GDP增速领跑全国,排名第一;2014年和2015年上半年,GDP增速都排在全国第三。黄市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对天津发展充满信心,并公开表态“20世纪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初是天津”;“上世纪90年代许多人才都涌到深圳,叫‘孔雀东南飞’,我们希望大量人才聚集到天津来,叫‘大雁北回归’”。

直到2015年下半年的那声大爆炸。

天津大爆炸后,李克强与黄兴国一起视察爆炸现场

“8.12”天津大爆炸时,他接手天津代理书记不久,眼看着要坐上政治局委员那把交椅的时候,祸从天降。说从天降肯定是不准确的,市委市政府的责任一定比天还大。不幸的是,他是两个一把手挑在一个肩膀上。因此,也成了事件中备受关注的官员。

但直到爆炸发生后的第八天,黄兴国才出现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并解释“作为总指挥,集中精力指挥救援,今天才和大家见面”。但他的姗姗来迟,被媒体解读为处理重大事件“力不从心”。时至今日,当地居民回忆起“8.12”大爆炸,仍心有余悸,难平事发地附近居民精神创伤和物质损失。来自国务院调查组的调查报告显示,截止2015年12月10日,已核定的直接经济损失68.66亿元。黄被调查的消息公布后,天津众多当地居民再次将爆炸事件带来的痛苦与不满撒向黄,这也成为外界猜测其落马的因素之一。

黄兴国这样一个从官场上摸爬滚打出来的高级官员,要说他从头开始就贪,谁也不会相信;同样,要说他是一个无能之辈,也不会有人相信。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素描黄兴国的故事,我看,有两点值得思索:

一是现在很多领导干部是忐忑不安的,他们总要揣测上意,透过蛛丝马迹来分析领导对自己的看法,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主要原因,是在很大程度上,升迁荣辱是系于领导一身的,也许不是一个是几个,但是性质一样,就是存在人身依附关系。

像黄兴国这样的领导干部尚且如此,黄以下还有层层级级的官员,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忐忑着,这活儿能干得好吗?

二是为什么这么多的官员,从开始的廉洁奉公积极肯干,一步步走到贪腐的悬崖甚至坠崖牺牲呢?不只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有比个人因素更强大的社会因素在为他们规划了一条不得不走的道路

有什么办法能在现行制度下,对官员有更多的引导和制约呢?

不能说党在这个问题上不作为。前些日子到一个省里去,当地的官员说,纪检部门下发了一些表格,让配偶填写,你的丈夫或者妻子通常什么时候回家,和什么人交往,其中商人和其他的人各有多少,等等,让社区干部也要填写,住在这个社区的官员通常什么时候回家,平时和谁交往,等等。看起来是笑话的做法也在照做不误,说明是真想管好自己的干部,也是真没好办法。

回过头来再说黄兴国的落马,很多人在猜测具体原因,以及为什么会这么毫无先兆。其实,看看习主席最近的讲话,就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习主席提出,要把“政治问题和腐败问题交织”的领导干部列为重点查处对象。

反腐败斗争中增添了政治属性,这也是中央巡视组实行的“政治巡视”依据。在以往的打虎案例中,也多少反映出了这样的倾向,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周本顺和王珉。周本顺存在“欺骗中央、妄议中央”、搞两面派的问题。王珉在个人的政治期望落空之后,消极堕落、甚至抵触中央。

他们的落马虽然无疑与腐败问题有关,但政治上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说“导火索”究竟是什么,要看站在哪个角度看了。

黄兴国呢?我不去猜测,等着正式的宣布。



落马官员黄兴国 2016年12月02日   B05 :大案揭秘   稿件来源:上海法治报    

  作者:蔡如鹏        《中国新闻周刊》编辑出版   

    9月10日晚,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重磅消息: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据天津当地媒体报道,前一天,黄兴国还出席了两场公开活动。当天上午,他到河西区梧桐中学看望教师和同学们,并出席天津市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下午,又在迎宾馆会见了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胡志强一行。   

    黄兴国落马后,天津市委连夜召开常委会议,要求全市各级领导干部“深刻吸取黄兴国涉嫌严重违纪的教训”。   

    三天后,天津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宣布“李鸿忠同志任天津市委委员、常委、书记;黄兴国不再代理天津市委书记,免去其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和市长职务,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并再次要求与会人员“以黄兴国等为反面教材,深刻汲取教训”。        参加会议的一位天津市政协退休领导告诉 《中国新闻周刊》,会议没有透露黄兴国被调查的具体原因。但他相信,应该与黄在任期间,为其亲属承揽建筑工程项目有关。   

    黄兴国的落马,也使得天津成为四个直辖市中,落马官员最多且级别最高的地区。除黄兴国外,近年被查处的天津官员还有常务副市长杨栋梁、副市长尹海林、滨海新区管委会主任皮黔生、市政府副秘书长舒长云、市政协副主席及检察长李宝金、市政协副主席及公安局局长武长顺等近十名省部级领导。   

    这种近乎塌方式的腐败,也反映出天津官场的政治生态存在严重问题。      

                起步    

    黄兴国的仕途起步于浙江象山,这也是他的老家。他学历不高,读中学时正赶上“文革”,高中毕业后就在公社当团委书记。那年,他刚满18岁。   

    此后,他的仕途可谓平步青云。一年后,调到县里当团县委副书记;接着是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县委副书记。1985年,年仅31岁的他正式出任县委书记。    

    象山是宁波市最南面的一个沿海渔乡,位于浙北平原向南部丘陵的过渡带,人多地少地贫,当地人主要靠出海捕鱼为生。   

    上世纪80年代,黄兴国在象山从政时,正逢改革开放初期,意识形态之争还很激烈。黄兴国虽然学历不高,但敢想敢干。   

    他曾对县里的干部说:“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是指一个县,一个地区,还是一个省或全国呢?如果指全国,我们放心了,个体经济即便发展到全县经济比重90%,只要生产力发展了,社会财富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也没关系。” 在他的支持下,象山的民营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建筑业。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象山人开始寻找致富之路。由于缺少耕地,他们尝试走出故土,到宁波、台州、杭州甚至上海等地承包工程,从事建筑产业。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象山的个体建筑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经过30多年的发展,象山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建筑之乡”。如今,这个只有50多万人口的濒海小县,全县具有建筑资质的企业超过100家,年平均从业人员30多万人,年施工产值超过1000亿元,足迹遍布全国,尤其是在浙江、上海、江苏、广东、山东和天津。 而当年那些建筑队,今天很多都已经发展成规模庞大的建筑企业。比如,总部设在上海的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龙元建设)已跻身中国500强企业,成为国内最大的建筑承包商之一。   

    作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象山县的当家人,黄兴国对象山建筑业的发展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据前述退休老干部介绍,黄兴国在象山期间,曾经亲自拉过工程队,并承包过工程。后来,他调往台州、宁波任职,仍与一些建筑队来往密切。   

    1989年7月,黄兴国调往临近象山的台州,出任地委副书记,并于第二年升任地委书记,36岁即跻身正厅级官员行列。   

    主政台州期间,黄兴国最大的政绩是实现了台州的撤地设市,并成为台州建市后的首任市委书记。   

    据时任台州市长朱福初回忆,台州撤地设市的设想从80年代就开始酝酿,但由于在市中心位置的选择上存在重大分歧,一直久拖不决。黄兴国在这个问题上再次展现出敢想敢干的个性,他力主将市中心从临海迁往椒江,尽管这一方案引起临海居民的强烈反对,但他仍想方设法在赢得省里和有关部委的支持后,强推执行,实现了台州的撤地设市。   

    黄兴国在台州的名声虽然褒贬不一,但不是一个不做事的庸官。台州的高速公路、乡镇集体企业的股份合作制,都是在他任内搞起来的。上世纪90年代初,社会各界对股份合作制仍存在不同的认识,有人说它非驴非马,有人批它姓“资”不姓“社”。黄兴国绕开这些争论,在乡镇集体企业中全面推行股份制,使台州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这后来也被称为“台州经验”。    

                述廉    

    离开台州的黄兴国,在经过省政府秘书长和副省长两个职位的短暂过渡后,被调往浙江第二大城市宁波,出任市委书记。   

    宁波,被认为是他仕途的重要转折点。正是基于宁波的主政经历,黄兴国才得以在2003年11月北上成为直辖市天津市委副书记,并一路做到了天津代理书记、市长。   

    黄兴国1998年就任宁波市委书记不久,便提出宁波要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必须把港口开发作为重要突破口,要以远洋集装箱运输为主攻方向。在他的力推下,宁波积极向长三角地区的龙头上海靠拢,大力搞港口开发。到2003年他离任时,宁波在打造国际港口城市方面取得了极大的突破。当年,宁波港货物吞吐量超1.85亿吨,同比增长20%以上,仅次于上海港,居中国大陆港口第二位;集装箱吞吐量增幅连续5年居中国大陆主要集装箱港口第一位。   

    与此同时,宁波的GDP也迅猛增加。2003年,该市实现GDP  1769.9亿元,比上年增长15.3%,增长速度为近6年以来最高,人均GDP也超过3400美元。在主政宁波期间,反腐始终是黄兴国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1998年他出任市委书记时,宁波市刚刚连续发生了两起经济大案(原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受贿案、原宁波市常委副市长谢建邦受贿案),涉及违纪违法的各级领导干部100多名。对此,这位新市委书记上任伊始就公开做出三条承诺:“一是绝不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为自己和家人谋私; 二是决不允许家人和亲朋打我的牌子办私事; 三是决不允许我的下属干部出于好意为我的家人和亲朋好友办事情。”此后,他又在市委全体会议上建议推行“廉情公布、民主监督”制度,即官员需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廉情,并率先在一份汇报中公布了自己的情况:“我家有三口人,妻子在省人事厅专家局工作,处级干部;儿子在北京读书,大学二年级; 父母年事已高,在象山老家安居。我的住房是任省政府秘书长时办公厅分配的,建筑面积120平方米; 我的用车是任副省长时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按规定配的;我家的年收入,妻子2万元左右,我3万元不到,共5万元左右。两年内共出国考察两次,对外交往中的礼品按规定登记上交。”尽管黄兴国主政宁波期间一直高调反腐,但有关他本人的贪腐传闻未曾间断。    

                北上    

    2003年,黄兴国北上天津,出任常务副市长。从宁波市委书记到天津常务副市长,虽然同为副部级干部,但作为直辖市的天津,显然具有更重要的政治地位。   

    黄兴国在担任天津市常务副市长期间,分管改革发展、经济协作、统计等工作,深度参与了天津滨海新区的建设开辟进程。2007年底,他接任天津市长后,更是将滨海新区作为自己的“一号工程”,多次到滨海新区实地考察调研,并指出滨海新区不仅要建设成一个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区,更要在制度创新上大胆地先行先试。   

    在滨海新区的带动下,天津经济近些年一直保持高速增长。这也给了黄兴国足够的信心和底气,他曾多次公开表示:“20世纪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初是天津。”这种自信在2014年达到了顶点。这一年,刚满60岁的黄兴国迎来了自己仕途新的高峰。2014年年底,随着原市委书记孙春兰的离任,他成为天津实际上的“一把手”——代理市委书记。   

    也正是在这一年,天津成功地举办了夏季达沃斯论坛,同时争取到了国家自贸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批复,再加上当年中央提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天津几乎赢得了它能争取到的所有政策红利。   

    彼时的黄兴国,无论对天津的发展,还是自己的仕途,都显得信心满满。2015年3月,他在全国“两会”上谈到天津所面临的机遇时,用了八个字:机会叠加,百年不遇。不过,几个月后,天津港一声巨响,让这个处于高速发展中的城市遭受重创,同时也给它的“当家人”黄兴国的仕途蒙上了一层阴影。   

    2015年8月12日,位于滨海新区天津港的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发生火灾爆炸,造成165人遇难,798人受伤,304幢建筑物、12428辆商品汽车、7533个集装箱受损,直接经济损失高达68.66亿元。事后,经国务院调查组认定,这一爆炸事故是一起特别重大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尽管事后黄兴国顺利过关,免予追责,但“8·12”爆炸事故暴露出的管理混乱以及他在事故处理中所表现出的应变能力,却备受诟病和质疑。   记者注意到,直到爆炸发生后160个小时,他才第一次出现在新闻发布会现场,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一个直辖市市长应有的素质。更让人惊讶的是,在2016年的“两会”上,黄兴国谈及天津港爆炸时发表了“把坏事变成好事”的言论,引发了极大争议。   

    前述天津市政协退休领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黄兴国在天津当市长期间,并没有表现出人们印象中南方干部“创新、开放”的精神风貌,显得“中规中矩、四平八稳”,官气十足。黄兴国落马后,有媒体披露说,2010年他在接受一家媒体的采访时,被问到“您今年最大的愿望是什么”。面对这个“超纲”的问题,据说黄兴国一脸茫然。一旁的秘书火速拟好答案,递给他,然后他照着读出了自己的“愿望”。    

                落马    

    黄兴国落马后,天津市曾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通报相关情况,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刻吸取黄兴国涉嫌严重违纪的教训,以此为反面教材,全面落实从严治党的要求,自警自省自律,管住自己,管住亲属子女,管住身边工作人员,自觉经受拒腐防变的考验”。外界猜测,他被调查的原因,很可能是涉嫌利用职权将天津一些重大工程项目交给亲属或有利益关联的承包商,从中牟取私利。   

    天津市城建系统一位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黄兴国主政期间,来自浙江象山的建筑企业在天津非常活跃,承揽了大批工程项目,其中很多建筑商都与黄兴国相识。如果这一猜测成立,那么现在看来,此前天津市副市长尹海林的落马很可能是黄兴国被查的前奏。今年6月底到9月初,中央第十轮巡视对32家单位党组织开展专项巡视,同时对天津、江西、河南、湖北等4省市进行“回头看”。8月22日,在中央第三巡视组对天津“回头看”即将结束之际,分管建设规划的副市长尹海林被查,成为武长顺之后,天津落马的第二名省部级官员。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尹海林落马前,曾长期担任天津市规划局局长一职,2012年被提拔为副市长后,仍分管城市规划工作。他的落马直接暴露了天津城建领域的贪腐问题。事实上,去年“8·12”天津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务院调查报告曾责成尹海林作出深刻检查。尹海林被查与黄兴国落马前后不到20天,再加上两人工作上的上下级关系,外界有理由相信,两人的违纪行为都与天津城建领域的腐败脱不了干系。事实上,天津城建领域的腐败问题,很早就引起了中纪委的注意。黄兴国落马后,有媒体披露称,马白玉被查后,交代了黄兴国利用职权违纪插手天津一些重大工程的内幕:黄曾经暗示马白玉将多个天津市重大工程项目,交由其亲属“浙江帮”参与承包,黄兴国的亲属从中牟取暴利。不过,这一消息至今仍未得到官方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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