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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光俊印象(转)  

2014-10-20 05:09:16|  分类: 中外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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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甄光俊先生印象之一        管淑珍     
 
    最初与甄光俊先生相识,是在天津图书馆海津讲堂听他做报告时。那天我正坐在前排的座位上,只听旁边座位上的听众说:“甄光俊先生来了!走,我带你去后台,跟他合影。”我说我不认识甄先生,这位听众惊讶地说:“你居然连这么优秀的专家都不认识!”到了后台,这位听众请甄先生跟我合影,甄先生毫无名家学者的架子,欣然答应了。我感觉甄先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学者,同时也为他的善良而感动。他讲《苦去苦来的韩俊卿》,当讲到天津的河北梆子领军人物韩俊卿四十多年前被极左路线迫害至死时,他的嗓子忽然哽咽起来,全场观众都被深深地感动了。在甄光俊先生的戏曲讲座中,我深切感受到甄先生对戏曲艺人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爱护。对他们取得的艺术成就细说详评,予以充分肯定,对他们不幸的遭遇或不公正对待予以深切同情。后来,我阅读了许多文字资料,了解到甄先生一生都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不懈地努力,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进行鼓与呼。读了这些资料,我很激动,于是,萌生了采访甄先生的愿望,当我与《津门曲坛》的王小军主编谈及此事时,王主编欣然同意并给予热情支持。
    甄光俊先生是在当今戏曲界影响广泛的史论专家,从事戏曲研究起步很早,上世纪50年代后期就常在一些报刋上发表戏曲评论和散文,50多年来一直笔耕不辍,著述颇丰。甄先生早年历任天津小百花剧团编剧、市戏剧研究室主任、《艺术研究》编辑部主任、《中国戏曲志·天津卷》编辑组组长、《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天津卷》编委等职,兼有中国文艺人才研究会理事、天津市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天津戏剧家协会荣誉理事、天津妈祖研究会常务理事、南开区戏剧家协会顾问等多种头衔。1983年被中国戏剧家协会吸收为会员。1987年在天津市艺术研究所评为研究员职称,1998年被天津市人民政府聘为文史研究馆馆员,退休后曾被天津大学聘为兼职教授。著有《河北梆子在天津史述》、《满园桃李竞芳菲》、《河北梆子女伶志》、《台前幕后悲泪欢歌》(内部出版)等专著;主编《近代天津十大戏曲家》、《近代天津十大曲艺家》、《河北梆子声腔音乐论文集》等;在多种国家级学术期刊和省市级重点刊物以及数十种文集发表戏曲研究成果300余万字。
    甄光俊先生1941年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的书香门第。从他曾祖往下至今五代人,多以教书育人或悬壶济世为业。甄先生从孩提时代接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几岁时就能背诵不少千家诗和一些短词小令。他的祖母是旧时代的知识女性,特别喜欢吟诵诗词,祖母常常指着屋里挂着的一副对联给他讲解“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道理。甄先生的母亲出生于晚清时代,作姑娘的时候经历了辛亥革命和不久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有意无意间接受了废庙兴学、移风易俗等新知识、新思想的影响,这些社会变革使甄先生的母亲受到潜移黙化的教育。直到甄先生呀呀学语时,他母亲还常用曾经流行于民众中的新歌曲哄孩子入睡,用新编通俗故事传播立身之本,在甄先生幼小心灵里播下仁爱宽厚的种子。甄先生至今还能哼唱“可惜我国国民,认假不认真,拜偶像跪泥墩,甘愿做子孙”之类,诞生于废庙兴学时期用来对民众启智化愚的一些新谱歌曲。甄先生的母亲教会他连词带曲的仿古歌曲“苏武牧羊”,教会他吟诵岳飞的《满江红》、李清照的《醉花荫》、《声声慢》等词章。甄先生至今还记得自家书房里曾经有过的一副对联:“得好友来如对月,有奇书读胜看花。”这是一位书家录自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之作,用以喻示后人。所有这些,六七十年过去,甄先生依然铭记于心,几乎成为指导他在人生道路上恪守不变的家训。
    另外,甄光俊先生的父兄辈有多位懂音律,能够试奏几种民族乐器,甄先生在这种文化氛围里耳濡且染,很小就在传统文化方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严格的家教所灌输的为人之道,以及传统文化理念,对甄光俊先生世界观的形成,对他后来从事戏曲研究所秉承的审美理想与追求,发挥了重要作用。
    甄先生高小毕业时,由于成绩优秀,学校保送他上芦台一中(全县唯一河北省立中学),可是,当时由于各种原因,他的家庭生活出现了经济上的困难。恰于此时,天津市戏曲学校创建,这是一所中等专业艺术学校,就是因为这所学校实行供给制的缘故,他放弃了保送芦台一中的机会,独自一人到天津报考戏曲学校,并且顺利被录取。开始他有一些失落感,因为当时社会上还有许多人对戏曲界存有偏见,认为从事戏曲工作是一种下贱职业。我问过甄先生:“您为什么坚持从事戏曲工作呢?”他说他进入戏校以后,感觉新社会的戏曲从业人员受到人们的尊重,物质待遇也比其他行业好。于是,他带着感恩之心在戏校认真学习。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戏剧事业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他也就将自己生命的根深深地扎入这块沃土中了。
    从十几岁进入戏校学习到现在,几十年来甄光俊先生坚持不懈地刻苦钻研,一步一步逐渐成为戏剧界的知名学者,如今已然进入古稀之年的他,虽然于十多年前领取了退休证,却一直是退而不休,仍然在这个领域里辛勤耕耘,不断有新的发现,学术研究越发细致入微。同时还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奉献自己的余热。甄光俊先生所作这一点,着实令人敬重。他常说:“保护非遗要寻根,要寻天津这座城市的文化之根。”他对天津这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充满热爱之情,因此,每当谈起当年历史上的富家庄园“一亩园”或水西庄中演出“庄园戏”的盛况,他都很兴奋。他从明清文人笔记中发现许多可以证实天津历史上戏剧活动的蛛丝蚂迹。他在《天津戏曲活动探源》一文中写道:“在明代戏曲理论家祁彪佳的日记体《归南快录》里,记述了崇祯八年(1635年)四月十五他由京南归,船过天津城的时候,‘吴期生相邀,乘别船往彼命酌,观《白梅记》……’是迄今为止所见最早记录天津演戏活动的文字。”他还在《〈梨园声价录〉中的天津艺人》一文中写道:“早在清朝同治初年,天津地界由于邻近都城北京,又是南北东西交汇的通衢大邑,因此,戏曲活动相当发达。无论是徽汉合流的皮黄腔(京剧前身),还是历史悠久的梆子腔,这里总是高手云集,观者满座,成为当时稍逊于北京而位居全国第二的戏曲集散地。东北和江南地区最初所见直隶梆子和京剧,多从天津流播过去。向以文化先进著称的名城上海也不例外,仅从清人所著《梨园声价录》和《绛芸馆日记》也能得到印证。”
    甄光俊先生一生对天津戏剧史进行了精细深入的研究,撰写了大量的史论著作,由此可见,他将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全都付与了戏剧事业。(本文发表于2012年第二期《津门曲坛》)



为保护“非遗”著书立说——甄光俊先生印象之二     管淑珍

    这次采访甄光俊先生时,我看到甄先生精心整理的几部书稿,心里好像打翻了五味瓶,百感交集。这些书稿是甄先生从多年来诸多研究成果里精选出的一部分,因种种原因迟迟不能付梓。此情此景,令我不禁想起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所说的:“仆诚以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我深深懂得甄先生一生致力于戏曲研究的甘苦,而如今这些书稿却不能公开出版,使我心里感觉十分酸涩。
    甄先生对天津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谈到天津戏曲,甄先生充满自豪之情,有一次他偶然谈到清末民初时期的名伶谭鑫培、杨小楼在天津下天仙戏院演出时的盛况,并且感慨地说:“当时民间流传着‘要看好戏下天仙’的话,可见,天津戏曲是兼容并包、与时俱进的。现在,我们应该重视对天津戏曲史的研究,并且将天津戏曲文化发扬光大。”
正是因为甄先生满怀着对天津文化的热情,因此,他撰写了《天津演剧史》、《天津剧场史》、《天津艺坛名流》(上下卷)《天津河北梆子女伶志》等书稿,他为了弘扬传统戏曲艺术、培养戏曲接班人而著书立说,于此也不难看出他是一位具有文化责任心的专家。这些书稿应该得到文艺界、文史界的重视。实事求是的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需要保护那些表演艺术的传承人,同时也需要保护精通表演艺术的史论家,让更多有志于戏曲研究的人才获得教益,并且在指导人们艺术实践中发扬光大。
    近些年在戏曲研究领域,有学院派和实践派两种不同风格之说,我在阅读了甄光俊先生的一些史论研究成果后,感觉甄先生对于学院派和实践派兼容并包,既有多年的实践经验,又有深入的理论基础,是一位难得的戏曲史论专家。甄先生从少年时代至今巳然56年的戏曲生涯中,一面参与演出实践,与无数位艺有专长的名家交朋友,一面深入到浩如烟海的史籍堆里寻根探源,潜心于戏曲史论研究,以此取长补短。在漫长的岁月里甘于清贫,耐得住寂寞,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戏曲研究,写出一篇又一篇的史论力作,为同好和后学提供了研究的基础。
    甄先生的文字功底颇为扎实,而且文学、历史、民俗、美学无不涉猎,正因为他学养丰厚,占有广博资料,执笔写作时才能引经据典,说事论理具有敏锐的文化眼光。50多年来,他在国内数十种专业期刊、文集、工具书、报纸等出版物上发表了评论、史述、人物传记、文史考异等研究成果总计四百余万字。据会长刘恒岳先生讲,天津市历史学学会艺术史专业委员会已经把举办《甄光俊先生与津沽文化》研讨会列入今年下半年日程,目前正在积极筹备中。刘恒岳先生在谈及艺术史上的专家所做出的贡献时有一段极为中肯的话:“艺术有一对翅膀:一个是表演(表现),一个是理论。缺一不可。艺术史做起来同样要二者兼顾,所以较之其他理论研究与地方史研究就更困难。现实中,‘艺术’归文联,‘史’ 归社联。天啊,咱们‘艺术史’归哪里? 具体表现在:以文学替代艺术的学者普遍存在、以技术(表演、表现)代替理论修养的‘艺术家’普遍存在。 ”甄光俊先生讲到,戏剧理论家周贻白先生就强调过,一个演员不仅要演好自己的本工戏,还要掌握“总讲”(熟知其他角色的唱腔、念白和表演动作,相当于现在的导演)的基本功。由此可以看出,甄先生的学术研究是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的。
        由于甄光俊先生从事戏曲工作已然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戏曲界的许多事情他都“亲历、亲见、亲闻”,他早年在戏曲学校学习、工作的时候,做过许多老艺人的口述史田野作业,在资料的搜集上下过很大的功夫,又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因此,他常常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课题,对于戏曲舞台上下一些司空见惯的现像,能够发表独到的见解。以新中国建立之初天津“戏改”运动为研究选题为例,他在历史活态记忆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并且在2012年2月18日以《新中国建立初期开始的天津“戏改”运动》为题,在天津图书馆海津讲坛上做报告,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以具体案例为依据,回顾了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间天津“戏改”运动的经验与教训,并详细讲述了解放后十七年天津戏曲界的运动概况。应该说,甄先生的研究角度是非常独特的,研究内容也是深刻丰富的。
    提起治学,甄先生对于早年间戏校学习时的经历十分感慨。甄先生是1956年天津市戏曲学校落成后的第一班学生,就在这一年,李耕涛市长到戏曲学校视察,李市长语重心长地对学生们说:“社会主义的戏曲学校,不同于旧社会的戏曲科班,它培养的目标是有文化的戏曲艺术家,而不是一般的戏曲艺人。将来你们毕业后,不单单要会演戏,还要能编剧本,能写文章,有实践经验,又懂理论……”听了市长讲话,甄先生就立志成为戏曲事业中的多面手,特别着力于写作。从1958年开始担任《天津日报》、《新晚报》的通讯员,最初是发表戏曲界的消息报道,逐渐练习写演出评论、人物专访等文章。后来带薪到河北大学中文系学习两年,还曾以旁听生的身份在天津音乐学院进修一年。那期间比较系统地阅读了中外戏剧理论和大量的书籍,为他后来从事戏曲史论研究奠定了深厚基础。几十年来,甄光俊先生在研究舞台艺术时涉及语音学、民俗学和其他各类边缘学科,需要查阅各种典籍,要对各种材料反复对比研究,有时到图书馆、档案馆查阅资料,还要自费进行资料的复印和拍照。无论付出多少辛苦,他从来无怨无悔。用自已的行动实践着始终信奉的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理念,踏踏实实地穿行于戏曲研究的时空里。
    甄光俊先生的写作态度十分严谨。他在写艺人的经历时,并不局限于艺人所取得的成就,而且融入社会学知识,从理论的高度加以评析、探讨。例如记述民国时期的戏曲人物,在记迷艺术成就的同时,注意论证艺人成才的外部条件、时代环境、历史背景,虽然是对一位艺人成才个案的记述,却自然表现出符合规律性的共性特征。戏曲要兴旺,培养优秀表演人才是一方面,戏曲理论队伍的建设也不容忽视。戏曲创作与理论批评好比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甄先生对于戏曲理论队伍逐年萎缩,研究人员青黄不接的现状深感担忧。他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戏曲理论研究的队伍,使天津戏曲事业更加发扬光大。戏曲研究人才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既需要有理论的基础,更需要有专业知识积累,积以时日才会大有作为。他还真诚地告诫年轻学者,写作戏曲人物,不要把眼光盯在艺人的隐私方面,要突出艺术家在艺术上的成就和贡献,要关注艺术发展规律。他自己在搜集资料时,遇到一些可读性很强的历史事实,总是本着“为贤者讳,为长者讳”的传统观念进行筛选截取,避免以偏概全或有意无意地损害戏曲艺人的形象。甄先生这种尊重艺术、维护艺术家尊严的态度,体现的是一位学人敬业品德和善良的人性。(本文发表于2012年第三期《津门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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